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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父写史记的含义,与朋友论传记

前承问写传记的方法,这固然不是我所能说得完全的。但在阅读了一些中国历史书籍以后,对于中国历史传记写作的道理及其传统,却有一些领会。现略加整理分析,供你参考。

作为文学创作的初步练习,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写人物速写。这是达到能写小说的必由之路,是直路,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捷径。

司马迁写史记的意义

  我国在历史上,很重视传记,断代史中,人物传记占绝大部分。作为很重要的一种文体,在作家专集中,分量也很大。

  这又和学习绘画有相同之处。学习绘画,要画模特儿,要实地写生,现在更提倡走出画室,到劳动中去画劳动的人,到战场上去画战士。这样做,就不只画中有人,而且有真正的劳动者和战士的形象,有人物从事劳动和战争的真实背景,真实情绪。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春秋左传》,自古以来,就与经书同列。可见“传”在中国文化遗产中,所占的位置。

  过去有人号召艺术走出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要和我们现在提供给艺术的广阔天地比较,他们那要求还是很狭小的了。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
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但这主要是就历史而言,在文学创作上,传记的成就,是不能和历史著作相比的。历史与文学,虽有共同的根源,即现实、环境、人物,但历史并不等于文学。文才并不等于史才。有些大作家写的传记,常常不如历史学家。把文史熔为一炉,并铸出不朽的人物群像的,只有司马迁、班固。此外,陈寿、范晔,已经史重于文。至于欧阳修,在文学上,虽享大名,所撰《新唐书》及《新五代史》,其中传记,已经不能同班马并论,常常遭到他人的非议。

  在文艺史上,当然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人。过去默默无闻,突然抛出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一举成名,于是倨傲地坐在书上面,不再说以前的事情。其实要认真研究一下,常常发现,他在写这部长篇之前,不只从事过长期的文字工作,还写过不少的文学作品。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史学的方法和文学的方法,并非一回事,而且有时很矛盾。史学重事实,文人好渲染;史学重客观,文人好表现自我。只就这两点而言,作家所写的传记,就常常使人不能相信了。

  在最近这几十年里,我亲眼看到,很多人是从当报纸记者、宣传人员,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原因就是他有长期练习文字的机会,又有长期接触现实斗争的机会,两相结合,他虽并非“志在文艺”,有时也忍耐不住要写写小说了。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班马固然也是文学家,但是他们的做法,是从历史着眼,是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在他们写历史作品的时候,也表现了文学的才能。这种才能,只是为历史服务,个人爱好,退居到第二位。越是采取客观态度,他们的作品完成以后,他们的文学才能,越是显得突出。有些人,在写作历史传记时,大显其文学方面的身手,越是这样,当他们的作品写成时,他那些文学方面的才华,却成了史学方面的负担,堆砌臃肿和污染。文学的脂粉涂得过多,反倒把人物弄丑了。晚清有个王定安,是曾国藩的得意弟子,他撰写的《湘军记》,不能说用力不勤,材料也不能说是单薄无据,就因为存心卖弄才华,文字写得忸怩作态,颇不大方,就被别人耻笑,以为不如王闿运的《湘军志》。其实,王的书,也是文学家的历史著作,并无突出优异之处,不过他稍稍知道写历史的道理,能略加收敛文学天才而已。

  这几十年是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党不只给文学事业开扩了空前广阔的天地,而且给了文学写作种种史无前例的方便条件。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人物传记,自古以来,看作是历史范畴。它的写作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如果你现在从事的是一家地方小报或部队小报的记者工作,你每天背着书包,拿着笔记本,深入到农村连队,观察访问,记录了那些英雄人物、模范人物的事迹。见到了他本人,也见到了他周围的人。见到了他的工作的地方,战斗的场所。这样,除去完成你本职的工作,夜晚没事,你再把白天的人和事,时间和地点,好好回想一下,调动一下感情,你不是就会愉快而胜任地写成一篇文学速写吗?日积月累,人物更多,材料更丰富,你不是就可以经营一篇小说了吗?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一、记言记行并重。《史记》、《汉书》都是如此。记述人物一生重要行为,即决定性的关键性的行动,记述其与此种行动相辅相成的语言。《三国志》裴松之的注,特别注意记一个人的语言。深刻隽永的语言,颇能表现一个人物的风格面貌。这种用语言表现人物的写法,以后演变为多种多样的《世说新语》一类的书,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语言,不只反映人物的思想作风,也是人物行为的基础,所以很被史学家重视。

  其实,即使你没有机会,也没有要求要写一部小说,就是你所写的这些速写,不也是很有意义的文学作品,会起到鼓舞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政治作用吗?它的价值,并不低于小说。而按其能准确地反映现实,并能及时地为现实服务来说,它所起的作用,别的文学形式有时是会相形见绌,望尘莫及的。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二、大节细节并重。古代史家,写一个人物,并不只记述他的成败两方面的大节,也记述他日常生活的细节。司马迁首先注意及此,效果甚佳。就像刘邦、项羽这些大人物,他也从记述其日常的言行着眼。而在写一些微末之士的时候,则多着眼其言行两方面的荦荦大端,显露其非凡之一面。

  速写这个概念要和随笔分开。随笔,按照一般的说法,有些“执笔则为文”的味道,太随随便便了一些。当然,随笔也应该是严肃的文学体裁。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三、优点缺点并重。历史传记,首先注重真实,而真实是从全面、整体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历史所表现的人物,很少是神化的完人。《三国志》写关羽,写其功劳战绩,也暴露其秽德失行。把关羽神化,是后来小说和剧本干的事。优缺点并重,功过并举,才是现实生活中的“完人”,抽象的完人,是不存在的。

  速写,必须有人物,面对现实,亲临现场。不只访问当事人,而且要熟悉当事人。要真认清了,认准了,对他有了深厚的感情,然后再动笔。

  四、客观主观并重。历史,整个地说来,是客观存在。人物的言行,看来是主观的,但必然受历史的制约。古代传记,所写的人物,从历史环境、历史事件中表现,如曹操之于汉末,诸葛亮之于三分。客观环境与主观意志,紧密结合,历史与人物,才能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在传记中,人物主观成分的表现,不能过多,主要是表现其与时代相触发相关联的契机。

  所以,即使是一篇短短的速写,这里面也体现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三点的正确与否,其关系有时比写一篇小说还重要。因为是真人真事,直接关系本人,影响群众,并可能影响当前的具体政策。

  传记能否写得成功,作者的识见及态度,甚关重要。当然,作者要有学,掌握的材料要多。但材料的取舍、剪裁,要靠识。识不高则学无所用。识不高也难于超脱,难于客观,难于实事求是。写传记,有如下数忌:

  所以,写速写,起码的要求,应该是着重现实,科学态度。应该实事求是,应该独立思考。千万不能说谎话,更不要存心投机取巧。好说谎的人,不能写好速写。他不仅成不了真正的记者,而且还会断送从事任何文学创作的可能性。

  一、忌恩怨、忌感情用事。传记所写是历史,只求存实。

  写速写,对于英雄、模范人物,也不能主观地求大求全求高。也可以写写他的日常生活琐事和他周围的人。鲁迅说,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则写他的身边的琐事,也无不和革命的行动息息相关;如果是一个假的革命者,即使写他整天高呼口号,也还是不能起到鼓舞革命的作用。怎样才能辨别真假是非?就是要认真研究这个人,究竟做了些什么,而不是只听他说了些什么。

  是为了后人鉴戒,所以也求达理。不真实则理不能通,并能悖理,于后世有害。写传记,对成功者,不能预先存恐惧之念,对失败者不能预先存轻侮之心。对己有恩者不过誉,对己有怨者不贬低。个人恩怨,排除净尽,头脑冷静,然后下笔。如不能做到,就可以不写。

  大海不择细流。写好人好事,只要有一种好的品德,一种好的作风,甚至一事可师,一言可则,一技之长,都可以是特写的对象。

  二、忌用无根材料。写传记,都知看重第一手材料。即个人观察所得,眼见是实的材料。这种材料,是不易得到的。

  在一篇速写里,作者最好不要发很多议论。要叫事实去说话,叫艺术去说话。如果写这个人物做了一件事,就接着说:他做得多么伟大呀,他这样做,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呀;写这个人讲了一段话,就赶紧说:他说得多么好呀,多么叫人感动呀,或是多么有教育意义呀。这都不是什么高明的艺术手法。既是文学,你的观点,你的评论,已经寓于你选择的事件描述之中,已经寓于你的艺术手段之中,如果你信得准你的描写,可以使读者得到感动、启发、教育;或是你相信读者能够充分体会到、理解到你的艺术企图,你是用不着在文章中间再加解说的。

  即使调查来的材料,也还有个剪裁取舍的问题,不一定完全可靠。至于文献记载,就更应该有所鉴别。过去,人物传记,有所谓家乘,即本人家族保存的材料;有所谓弟子记,即他的门人记录的材料;有所谓碑传,即死后刻在墓碑上的文字。

  司马迁的《史记》,记述了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他在一篇人物传记里,从来没有掺杂过个人的议论。完全用对人物的言论行动的描写,来表达对人物的爱憎、褒贬。

  这些材料,还都不能叫做传记,其中有很多不实之处。历史家把这些材料,都看作第二手材料,加以取舍。作者还要实地考察。直接观察以求更可靠的印象和材料。司马迁世为史官,掌握着不少文字材料,但他在写作《史记》之先,还是要出去旅行,访问故老,收集传闻。

  读者读完一篇纪事,印象是非常鲜明的。司马迁也不是不发表议论,他创造了这样一种形式,即客观地圆满地记述了人物的事迹以后,在文章结尾,写上一段“太史公曰”。在这一段文字里,他正面发表他对人物事件的看法。但就是这样,他还是变化各种各样的艺术手法,使他的议论,既不生硬,也不主观,发人深思,留有余想。对正文来说,他这段文字,又像是补充,又像是引伸,又像无关紧要,又像关系重大,言近而旨远,充满弦外之音,真正达到了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三、忌轻易给活人立传。一部二十四史,大多数都是写在改朝换代之后。人物都已死去很多年。时过境迁,淘汰沉淀,对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评价。这样写来,容易客观。即本朝国史馆立传,也在盖棺论定之后。排除人事纷扰,再为一个人立传。这是历史传记写作的一个优长之处。当然,年代久远,也容易传闻异词,毁誉失度,有时几十年的事情,就弄不清楚,何况年代更久?这就要看史家的眼光,即识力。

  后来一些史书,虽也运用这种形式,但多半变成了正面发议论,只有《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才算得到了司马氏的真传。

  给活着的人立传,材料看来易得,实际存在很多困难。干扰太多,不容易客观。他自己写的自传,也只能看作后人为他立传的材料,何况他人所为?

  这是很好的学习材料,可以找来好好读读。

  四、忌作者直接表态。中国历史传记,很少夹叙夹议,直接评价人物的写法。它的传统作法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行文用字之中,实际上是叫事实说话,即用所排比的事件本身,使读者得到对人物的印象、评价,因之引出历史的经验教训。大的史学家只是写事实,很少议论。司马迁在写过一个人物之后,有“太史公曰”一小段文字,谈他对这一人物的印象和评价,也是在若即若离之间,游刃于褒贬爱憎之外。

  “四人帮”的文艺是阴谋文艺,颠倒是非,把好人当作坏人,把极坏的人当成英雄,这样就给特写这一文学形式带来极大的困难,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又有时谈一些与评价无关的逸闻琐事,给文字增加无穷余韵,真是高妙极了。班固以后,这种文字,称“赞”或称“史臣曰”,渐渐有所褒贬,但也绝不把这种文字滥入正文。

  我们现在无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张铁生不可一世的时候,有人叫你访问他,写一篇速写,你该如何办?这可能有三种情况:

  外国有一种所谓评传,一边叙述人物的历史,一边发挥作者对人物的见解,中国史书上是少见的。

  一、是你和他接触了一段时间,听到了群众的一些反映,你很快就发觉他是一个假英雄,是鲁迅所说的不能进入创作的虫豸。于是你信心不足,摇摇头离开了他。这你还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人。

  五、忌用文学手法。外国还有一些传记作品,出自大文豪的手笔,如罗曼·罗兰和巴比塞所写的名人传记。这种传记,是作家的创作,是以作家的意志见解,去和人物的心理思想交融。这是一种非常带有灵感的写法,作为文学作品,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传记,就令人有些玄妙之感。这是天才的传记,平凡的笔墨不能追步后尘。

  二、是你完全听信了“四人帮”的话,一定要把张铁生吹成“英雄”。于是你就只能造谣、说谎、吹牛。用吹牛陪衬说谎,或用说谎陪衬吹牛,完成他们的所谓“三突出”。

  现在,为活着的人写的传记,有时称做“报告文学”。作者凭主观意志,功利观念,对人物表示了充分的爱憎。还有很多想当然的描写,甚至有一大段一大段的作者抒怀,这已经不是传记,而近于小说或叙事诗了。

  三、是你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对张铁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分析,认清了他的本质:这一种人,在“四人帮”的怂恿之下,出于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如何利令智昏,如何由不知天高地厚到胆大包天,在伪装革命的叫喊中,对革命力量进行迫害、摧残、绞杀。写出这些,不是很有意义吗?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自然是很困难的。

  历史、人物传记,都可以转化为小说、戏曲。《三国演义》是最著名的了。开了“七分史实,三分演义”的先河。

  写速写是锻炼观察能力的过程;是考验立场、观点、方法的过程;是积累群众语言的过程。

  《三国演义》能在同类小说中领先,是因为它得天独厚:一、三国的历史形势,济济人材,鼎足与纷争,都有利于结构小说;二、裴松之的注,材料丰富,人物方面,不只有行,而且有言有貌,易于摹画。《三国演义》产生之前,社会上已经有三国故事和三国戏曲,人物的形象、性格已初步具备。其他历史演义,就因为没有这样好的基础,所以写不好。如《隋唐演义》,还有些人物形象,如《五代史平话》,则太显粗糙,没能从历史脱胎出来。

  中国的随笔、笔记之类的文章,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

  传记是属于历史范畴,它可以成为文学作品,但不能当作文学作品来写。可以说有传记文学,但不能说有文学传记。

  但真正称得起速写的,并不很多,而是很少见。这可能因为古人写文章,都是抱着藏之名山的目的,并不讲求这个速字。

  史笔和文学之笔,应该分别开。

  虽有记述当时当地的人和事的文章,也多是所谓畸人异行,常有很大的传奇意味,我们是不好借鉴的。但中国的历史书籍,记述人和事的客观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应该学习的。

  舞台上,赵云的戏有好多出,《三国志》赵云传,不过几行,我们要认识赵云,就要根据这几行文字,而不能根据舞台上那么多的戏曲。人物一旦变为文学艺术中的形象,几乎就与历史无关了。

  速写这一文学形式的兴起和被重视,是在人类的新闻事业有了重大发展之后的事。伴随中国的历次革命战争和生产建设,这一形式起了并且将继续发挥它特有的功能,并由此产生更多的大部的文学作品。

  历代大作家,如韩愈、柳宗元所写的,名为传而实际是寓言的作品,唐宋传奇中的,名为传实际是小说的作品,都是文学作品,作者主观成分多,都不能当作历史传记来看。

  1977年9月12日

  古人著书立说,有时称做“删定”或“笔削”。就是凭作者识见,在庞杂丛芜的材料中,做大量的去伪存真的工作。文学家不适宜修史,因为卖弄文才,添枝加叶,有悖于删削之道,能使历史失实。

  198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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